文/叶涛  原载《文史》2007年第四辑

摘要：泰山碧霞元君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女神之一。碧霞元君信仰肇始于宋代，兴起于元明之际，到明代中叶形成民间信仰的高潮。本文以史料为依据，纠正了碧霞元君信仰研究中好古的倾向。

关键词：泰山 泰山玉女 碧霞元君 民间信仰

泰山碧霞元君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女神之一，尤其是明清以来，她在民间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过了泰山主神东岳大帝，以至于当时的文人士子对碧霞元君势力的发展颇有微词，明人谢肇淛曾说：“岱为东方，主发生之地，故祈嗣者必祷于是，而其后乃傅会为碧霞元君之神，以诳愚俗。故古之祠泰山者为岳也，而今之祠泰山者为元君也。岳不能自有其尊，而令它姓女主，偃然据其上，而奔走四方之人，其倒置亦甚矣。”［1］

一、碧霞元君信仰缘起

碧霞元君信仰肇始于宋真宗封禅泰山时发现的玉女石像，不过，《宋史》不见载此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则保存了一条资料。《文献通考》卷九十“郊社考”云：

泰山玉女池在太平顶，池侧有石像。泉源素壅而浊，东封先营顿置，泉忽湍涌；上徙升山，其流自广，清泠可鉴，味甚甘美。经度制置使王钦若请浚治之，像颇摧折，诏皇城使刘承珪易以玉石。既成，上与近臣临观，遣使砻石为龛，奉置旧所，令钦若致祭，上为作记。［2］

这条资料称将石像“奉置旧所”，这说明在真宗东封发现玉女石像之前，玉女曾经受到过尊崇，所以才会有石像和旧所等遗迹。

马端临是宋末元初人，稍早于马端临的王应麟在其所撰《玉海》中，也保存了数条有关真宗东封的资料。《玉海》卷二十八“祥符东封圣制”条引晏殊《东封圣制颂序》：“皇帝御极之十二载，受灵贶，对休命。……于是有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之铭。……于是有九天司命、青帝广生之赞。……于是有天齐王灵源之赞。……于是有昭烈、武成、文宪王之赞。怀柔百神，登秩群望，于是有玉女石像之记。”［3］同书卷三十一“祥符泰山铭赞”诸条云：“祥符二年五月戊午，对辅臣于后苑，出御制御书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司命天尊、仁圣天齐王、周文宪王、玄圣文宣王赞、玉女像记示之。”［4］结合上述马端临的记载，玉女的信仰在真宗之前曾经出现，到真宗时不过是恢复其信仰而已。遗憾的是宋真宗为玉女所做的记文今已不传，使我们失去了知其详情的线索。

宋真宗对于玉女石像不仅是“奉置旧所”，令人致祭，而且还在岱顶修建了奉祀玉女的庙宇——玉女祠（即现存的碧霞祠）。对于玉女祠，《泰山道里记》引《岱史》云：“宋建昭真祠，金建昭真观，明洪武中重修，号碧霞元君。成、弘、嘉靖间拓建，额曰‘碧霞灵佑宫’。”［5］庙宇虽建，但在宋元时期，泰山玉女的信仰还是附着在东岳大帝之下，并没有成为独步民间的神灵。现在所能见到的宋代关于泰山玉女的史料非常有限，直接称为碧霞元君的则一条都没有。专门研究碧霞元君信仰的吴龙安，在其论文中谈到碧霞元君信仰在北宋时期的发展时，引证了宋人钱世昭著作《钱氏私志》中提到的“玉仙圣母”能授人子嗣一事：“贤穆乳母永嘉董夫人一日入禁中，慈圣（仁宗后）问云：主主以未得子为念，为甚不去玉仙圣母处求嗣？董奏曰：都尉不信，事须是官家娘娘处分。后数日，……光玉奏云：既得圣旨，安敢不信！遂择日与贤穆同诣玉仙，止留知观老道士一名祝香祈祷，道士见贵主车服之盛，歆艳富贵，云：愿得贫道与大主做儿子。归而有娠。”但其中的“玉仙圣母”是否就是后来的碧霞元君，证据尚不充足。吴氏还发现了万历《盱眙县志》中关于碧霞元君的一条资料，该县志卷八古迹志“瑞岩观”记载：“县西玻璃泉南石岩上，宋时女冠朱妙真建，殿三重，所专奉者曰碧霞元君。始名瑞岩庵，元末废于兵，洪武永乐间重建三清、三官、玄帝三殿。近于天顺七年，改名曰观。今道会司所驻，邑人名曰上观。其香火自春入夏，士女络绎，昼夜不绝，盖盱眙之胜，此山独擅。自宋元石刻盈山，至今为游观佳境。”同时还引了《都梁记》的记载：“盱眙县碧霞元君瑞岩庵，宋宗室女尼开林，赐赉甚盛。后以南渡割据，事金于泗，每岁南使驻节盱眙来庵，遂为游观之所。旧迹碣文满山，至今道场仍旧。”盱眙县曾经属安徽凤阳府，今属江苏，地近山东。万历《盱眙县志》中虽然说瑞岩观“专奉者碧霞元君”，但是，以明代志书的记述来推证宋代建庙时奉祀神灵的情况，则难以令人信服。［6］

吴氏在论文提到的两条北宋末至金明昌年间，有两处奉命礼岱岳、次谒玉女祠的刻石资料，却是值得特别注意。这两条刻石题记收录在清人阮元的《山左金石志》中，其一为宋人刘衮的题名：“兖海守刘衮奉诏祈雪，次谒玉女祠，率巡山刘孟、邑令林会登二绝顶，临四观，遍览胜概。元祐丁卯孟春三日。”其二是金时题名：“皇姑濮国大长公主奉命同驸马濬州防御蒲察敬诣岱岳，焚香礼毕。明日，遂登绝顶，拜于玉仙祠下。时明昌元年三月十二日。”［7］元祐为北宋哲宗年号，丁卯年为公元1087年。明昌是金章宗年号，明昌元年为公元1190年。刘衮奉诏祈雪，然后拜谒玉女祠；金濮国公主与驸马“敬诣岱岳”，然后也登顶“拜于玉仙祠下”。“玉女祠”和“玉仙祠”是不同时代对岱顶泰山女神庙宇的不同称呼。宋真宗在岱顶置玉女祠，等于官方对泰山玉女的信仰给予了肯定，这种对于泰山玉女的推崇行为自然会在民间信仰中产生影响。我们现在见到的上述两条资料，虽然都是官方所留下来的，但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在当时民众对泰山神灵的崇祀已经十分普遍、泰山的香社活动已经成熟的时代，普通民众也一定会从信仰行为上对泰山玉女有所表示，只是没有留下历史记载而已，泰山玉女在信仰方面的吸引力还是不容忽视的。

二、碧霞元君信仰与道教、民间宗教

泰山玉女发展为后来的碧霞元君，一个关键环节是她与泰山神东岳大帝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座神仙名山，历来是一名神灵主司一座名山，东岳大帝自然是泰山的主神，但是在五岳之首的泰山，宋代之后却出现了女神碧霞元君与东岳大帝共主一山的现象，甚至碧霞元君的影响在民间大有凌驾于东岳大帝之上的势头。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泰山的神灵在宋真宗之前没有显赫的女神，宋真宗修建玉女祠奉祀玉女后，泰山玉女在一个时期内只是附祀于东岳大帝之下，这从上引的两条北宋和金代的刻石题记中也有所反映，他们是在泰山上完成“祈雪”和“敬诣岱岳”后，再去拜谒玉女祠（玉仙祠），泰山玉女的附祀地位十分明显。岱顶玉女和东岳大帝的关系最迟在元末被确立为父女关系。生活在宋末元初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根本没有提玉女和东岳大帝的关系，最早明确提到泰山玉女和东岳大帝父女关系的，是元人秦子晋所撰《新编连相搜神广记》的“东岳”条：“帝一女：玉女大仙，即岱岳太平顶玉仙娘娘也。”［8］把泰山玉女与东岳大帝的父女关系确立下来，使她在泰山上的地位合法化，从而可以名正言顺地与东岳大帝的儿子（东岳有五子）一起承受香火。

泰山玉女被“天仙玉女碧霞元君”的称呼所取代大概是在明朝初期，而且是与宋元道教以及明代民间宗教对泰山神灵系统的吸纳有关。

宋代诸帝对道教的提倡，以宋真宗和宋徽宗为最。宋代时，泰山神已被纳入道教体系之中，宋真宗东封泰山，虽为夸示四方，着重在政治上的宣传，但多少也有神道设教的意味。因此，对泰山玉女的推崇，自然容易被纳入到道教体系之中。但在泰山玉女信仰的发展中，有宋一代，在道教谱系里还没有泰山玉女或碧霞元君的地位。碧霞元君的称呼具有浓重的道教色彩。“元君”之称，明代人认为是道教对女仙的称呼：“男高仙曰真人，女曰元君。”不过，说元君之称只用于女仙，并不尽然。晋人葛洪在道书《抱朴子·金丹》中说：“元君者，老子之师也”、“元君者，大神仙之人也，能调和阴阳，役使鬼神风雨，骖驾九龙十二白虎，天下众仙皆隶焉。”这里所说的元君，不是碧霞元君，而是太乙元君，是元始天尊的雏形。有人依据唐代刘禹锡的诗句“堪为列女书青简，久事元君住翠微”（《送东岳张炼师》），认为诗中所说的元君就是碧霞元君。刘禹锡提到的元君虽然与泰山有关，张炼师也应该是道教中人，但诗中提到的元君到底是男、是女尚不确定，与后来形成的碧霞元君的关系就更不好说了。［9］发展到元代，道徒们才开始把泰山玉女拉来作了东岳大帝的女儿。在明代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刊印的的《万历续道藏》中更有了冠以“碧霞元君”之称的道经——《碧霞元君护国庇民普济保生妙经》，这说明碧霞元君之称此时已经普及。称呼泰山女神为碧霞元君，《岱史》中还记有弘治十六年（1503年）、嘉靖十一年（1532年）皇帝派太监致祭碧霞元君的“御祝文”；［10］近年，泰安市的文物工作者在修复泰安城内原碧霞元君的下庙灵应宫时，出土了一块正德二年（1507年）皇帝派遣太监致祭碧霞元君的明碑（该碑今存灵应宫内）。皇帝已经派员致祭，说明“碧霞元君”的称呼及其信仰已经在宫廷中有了牢固的根基，作为民间信仰，碧霞元君在宫廷中的地位也反映出民间碧霞元君信仰的发展。

明代北方的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迅猛发展，明代中期以后各种新兴的民间宗教多崇奉无生老母，并把其信仰概括为“无生老母，真空家乡”八字真言。在传世的各种民间宗教的宝卷中，无生老母是创世女神，她生下九十六亿“皇胎儿女”，把他们遣往东土；在社会现实中，无生老母又是一位救世主，对受苦受难的世间男男女女来说，她是一位慈祥的老母。不仅如此，此前佛、道及神话传说中的女神，大都成为这位女神的部下或化身。泰山女神很自然地也受到民间宗教家们的重视。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谈到宝卷时，提到他“在北平得到了不少的明代（万历左右）的及清初的梵箧本宝卷”，在他认为的比较重要的二十一种宝卷中，有两种宝卷和泰山女神有关：《天仙圣母泰山源留宝卷》（五卷）、《灵应泰山娘娘宝卷》（二卷）。［11］车锡伦的《中国宝卷总目》是目前收录宝卷书目最全的著作，其中关于泰山女神的宝卷有以下几种：《天仙圣母源流泰山宝卷》（五卷），明普光撰，简名《圣母宝卷》、《天仙圣母源流宝卷》，最早的刊本是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灵应泰山娘娘宝卷》（二卷二十四品），明悟空编，西大乘教宝卷，又名《娘娘经》、《泰山真经》，最早的刊本是明万历本；《泰山天仙圣母灵应宝卷》（二卷），清刊本；《泰山圣母苦海宝卷》（九卷），清抄本。［12］《灵应泰山娘娘宝卷》，卷中的泰山女神被称作“圣母娘娘”或“泰山娘娘”，她是西牛贺洲升仙庄金员外妻黄氏所生，三岁吃斋，七岁悟道。皇上召她为妃子，不就，而到泰山修行；父母追她到泰山，不归。在泰山修行三十二年得道成仙，“天佛牒文、玉帝敕令”封她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永镇泰山。她为民众送子送药，劝人行善，并具有护国佑民的神格。卷中还讲述了北京董氏夫妇在家供养泰山娘娘和眼光娘娘、送子娘娘，刊印施放《十王卷》（即《泰山东岳十王宝卷》）和《伏魔卷》（即《护国佑民伏魔宝卷》），又发愿作此宝卷，舍财刊板施放，祈子求福。卷中说他们“夫妇共一心，施财留经文。娘娘来加护，准定得子孙”。在《天仙圣母源流泰山宝卷》中，天仙圣母的出身却不是平常人家的儿女，而是皇帝的女儿千花公主。另外，车锡伦还指出：“明隆庆末王之纲《玉女传》引《玉女卷》实际上也是一部宝卷。该卷今不传，全称不详。王文中引用的一段话是宝卷开头，介绍主人公出身的话，似非原文。这段话又经常被研究者引用。”［13］王之纲《玉女传》所引《玉女卷》的文字为：“汉明帝时，西牛国孙宁府奉符县善士石守道妻金氏，中元七年四月十八日子时生女名玉叶，貌端而性颖，三岁解人伦，七岁辄闻法，尝礼西王母。十四岁，忽感母教欲入山，得曹仙长指，入天空山黄花洞修焉。天空盖泰山，洞即石屋处也。三年丹就，元精发而光显，遂依于泰山焉。泰山以此有玉女神。”［14］宝卷是一种十分古老而又同宗教或民间信仰活动相结合的讲唱文学形式，由于它采用了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宣卷”（或称“念卷”）的仪式，借助了民众熟悉的民间曲艺说唱表演艺术，兼具有教化和娱乐的双重功能，所以极容易在民众中传播开来。碧霞元君信仰在明代中期以后，一方面被道教吸纳进神灵系统，并得到官方的认可；另一方面又被民间宗教所吸收，使她在民间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在民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灵应泰山娘娘宝卷》，即为明万历年间西大乘教的教徒编印。

随着碧霞元君影响的扩大，以及在民间的普及，有关碧霞元君身世的各种说法就应运而生。1929年罗香林曾在国立中山大学的《民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碧霞元君》［15］，其中对碧霞元君身世有详细的考证。文中对碧霞元君的来历共归纳出四种说法：一为东岳大帝的女儿说，二为黄帝遣七女迓西昆真人说，三是华山玉女说，四是民间凡女得仙说。罗香林的资料引证极为丰富，后来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均无出其右。在文章中，罗香林自己是将碧霞元君归为民间的“三姑六婆”，实际上也就是他所归纳的“民间凡女得道说”。

三、碧霞元君信仰兴起于元明之际

泰山女神被封为“天仙圣母碧霞元君”，传统的说法是宋真宗的加封，但在《宋史》和《文献通考》以及宋代公私著作中，均是对宋真宗的封禅记述甚详，而没有提及他给泰山女神加封之事。到了明代，弘治十六年、正德二年、嘉靖十一年的祭告文，《岱史》中所载刘定之、尹龙、徐溥等人的《纪略》，王之纲的《玉女传》等，都已经提到“碧霞元君”或“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但都没有说明何时加的封号，从中可见这个封号也不是明代皇帝加封的。如果是明代帝王加封，那一定会在当时文人们的著作中大书一番。将加封之事归功于宋真宗，最初见于明末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该书卷之三引“稗史”：

元君者，汉时仁圣帝前有石琢金童玉女。至五代，殿圮，石像仆。至唐，童泐尽，女沦于池。至宋真宗封泰山还，次御帐，涤手池中，一石人浮出水面，出而涤之，玉女也。命有司建小祠安奉，号为圣帝之女，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后祠日加广，香火自邹、鲁、齐秦，以至晋、冀。［16］

这段记述中关于玉女封号来自宋真宗的说法，只能是一种顺势推测而已。根据上面我们对泰山玉女和碧霞元君称号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比较肯定的说，元代末期，道教信徒开始把泰山玉女纳入道教神灵体系；到明代，皇帝和后妃们崇奉泰山女神，道教信徒趋炎附势而给泰山女神加上了封号，泰山女神有“天仙玉女碧霞元君”的封号，时间应该在明代前期。到明中期的弘治、正德年间，碧霞元君的封号已经非常普及，并通过民间宗教利用宝卷的形式广为传播，而为广大民众所熟知。

考察碧霞元君封号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对碧霞元君信仰在明代发展情况的考察。明代初期，朱元璋整顿祀典，登基的第三年（洪武三年，1370年）就下诏书罢去泰山“东岳天齐仁圣帝”的封号，单称“东岳泰山之神”。［17］削去泰山神的帝王封号，无形中把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原来的差别缩小了（一主一从），他们同为泰山神灵，一男一女，平起平坐，这就为民间崇奉碧霞元君提供了机缘。从洪武三年罢去泰山神的封号，到弘治十六年皇帝派员致祭碧霞元君，在这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碧霞元君已经从默默无闻而发展为声名显赫，她的职司也从最初的生育神发展为功能涵盖面十分广阔的神灵，尤其到了嘉靖、万历年间，碧霞元君信仰深入民间，在民众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基，以碧霞元君为奉祀主神的泰山香社也空前活跃，民众在泰山的进香活动进入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这种繁盛景象一直持续到清代的康熙、乾隆时代，余波至于光绪年间，时间长达400余年。

［1］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

［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十“郊社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

［3］王应麟：《玉海》卷二十八，扬州：广陵书社，2003。

［4］王应麟：《玉海》卷三十一，扬州：广陵书社，2003。

［5］聂剑光著岱林等点校：《泰山道里记》第17页，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7。

［6］参见吴龙安：《碧霞元君信仰、传说之研究》第三章第一节“碧霞元君信仰之重兴与发展”，台北：私立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9年6月。

［7］阮元：《山左金石志》卷十七，载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编《历代碑志丛书》（第十五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8］秦子晋：《新编连相搜神广记》第484页，载《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9］参见刘慧：《泰山宗教研究》第13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10］马铭初、严澄非：《岱史校注》第149页，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2。

［1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下）第308－310页，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4。

［12］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13］车锡伦：《东岳泰山女神——泰山老奶奶》，《中国宝卷研究论集》第185页，台北：学海出版社，1997。

［14］马铭初、严澄非校注：《岱史校注》第153－154页，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2。

［15］罗香林：《碧霞元君》，《民俗》第六十九七十合期，第1－67页．

［16］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第132－133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17］“明洪武去泰山封号碑”（习称《去封号碑》）今存泰山岱庙天贶殿西侧的碑台上，碑文收入《岱史》，见马铭初、严澄非：《岱史校注》第86页，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2。

（原载《文史》2007年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