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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道教发展历史源流
作者:泰山碧霞祠 浏览次数:18006 时间:2013/5/7


 

道教是泰山宗教的主流教派,反映着中华文明的基本。

 

泰山的道教历史久远,早在战国时期,就有方士黄伯阳隐居岱阴鹿町山岩洞。

 

西汉,武帝封禅泰山时,有泰山道士稷君传播黄老道,并告不老之术,武帝为嘉其道术,在山麓见“稷邱祠”。

 

东汉末年时,张陵创“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祖,尊为太上老君,《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其弟子崔文子在泰山作黄赤散丸,救活患瘟疫者数万众,为道教在泰山日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民间基础。

 

东晋张忠及其弟子穴居泰山,前秦皇帝苻坚赐号“安道先生”。

 

唐代女道士张炼师是泰山第一位女道人,住持碧霞君祠。她曾陪京师大臣朝拜岱岳,至今在泰山万仙楼桃花涧断崖上留有当年张炼师的题刻。唐高宗、睿宗、武后、玄宗、德宗、代宗等“六帝一后”,先后在岱岳观建醮造像20次。高宗、武后于显庆六年(661年)在泰山立双束碑。

 

宋代山东诸城人张景岩结茅岱阴明月障采紫芝制药,至今有“采芝庵”遗址。炼师庞归蒙修于王母池,帝赐紫服。宋真宗封泰山时,找泰山道士进京传道。

 

金代王重阳创全真道。其大弟子邱处机布道泰山,赐号“无为渲道大宗师”,别号“长春真人”,成吉思汗书敕牒文。邱之女弟子訾守慎在泰城西北隅住持长春观,元帝赐号“秒真”。金大定七年(1167),山东人王重阳创全真教派,接受北宋来三教调和思想,教人读《老子》、《孝经》、《心经》,王重阳说:“儒门释道道相同,三教从来一祖风。”“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全真教不相信白日飞升,不搞丹鼎符箓。在修炼方法上,主张正心诚意,少思寡欲,这完全是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修养。当然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欢迎。

 

王重阳的弟子“长春真人”邱处机,一生致力于宣传全真教教义,青年时期漫游名山道观,道成之后更是留迹天下。邱处机也曾布道泰山,据《岱史》、《泰山小史》记载:邱处机在泰山时曾修炼于岱阴金丝洞。

 

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二月,金世宗召邱处机进京,直到这年八月,才打发他离京。1222年,西征途中的成吉思汗,在阿姆河畔的行营中,会见了不远万里而来的邱处机,对其“敬天爱民以治国,慈俭清静以修身”的治国修之这道深表赞赏,封他为国师,掌天下道教,管理“天下应有底出家人”。

 

据《岱史》载:泰山长春观内有神仙、牒碑,刻的是成吉思汗的敕旨,碑文今俱亡佚。邱处机的弟子,“女冠訾守慎嗣法于燕京长春国师(邱处机)”,后住持泰山长春观,元帝赐庙号为“妙真观”。王重阳的另一弟子孙仙姑,法名不二,据传也修炼于泰山鹰愁涧的清静石屋,至元六年(1269),赐“清静渊真顺德夫人”,为全真教清静派的创立者。   

 

全真教由于受到金、元统治者的支持而盛极一时,出现了“东至海,南薄淮汉,西北历广漠,虽十室之邑,必有香火一席之奉”的空前局面(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南方的天师道为与全真相抗衡,遂与上清、灵皇、净明等符箓派合流,道教正式分为全真、正一两大宗派,都以“三清”为至尊天神,但教规不同,前者道士必须出家,为清修派;后者道士不娶妻室,为符箓派。全真教在泰山一带有很大的势力,金大定十二年(1172),邱处机的大弟子李志常的徒弟曹志冲,在阴岱娄敬洞这片山林,开荒建庙,他与曹致宁经营30多年,建成洞虚观。他们在此招徒传教,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全真教刘长生的弟子王志深,也于金末在岱阴的五峰山重修洞真观。全真教在泰山的影响历久不衰。据1936年泰安地区东平县的统计,全县129名道士全属全真教,其中全真邱祖龙门派70人,全真马祖遇山派18人,全真郝祖华门派14人,全真刘祖随山派27人。 

 

全真教追求“全性保真”,以“柔弱”和“清贫”相联系作为内修的先决条件,全真教特别是在它的初创时期,把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嫁接到宗教中去,不少道士的苦行达到令人不堪的程度,邱处机“乞食度日,行携一蓑,”甚至“夜不寐者六年”。元代著名道士张三丰,据记载也曾修炼于泰山明月嶂北岩洞,他“寒暑只一衲一蓑”,“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嘉靖年间东平道士王三阳,归隐岱阳凌汉峰侧,“凿石为穴,苦行修道”。直到民国年间,有的道家仍深居泰山洞穴或危崖茅蓬,处处留其踪迹。这种苦行,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的那样:“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 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值得一提的是,道教是一种富于入世的宗教,但全真道教对人生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与道教原始的教义很不相同,与印度佛教以涅槃寂灭为最高境界,超脱短暂污浊的人生,到达那永恒洁净的天国的观点同归殊途。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佛道的融合。

 

利用宗教是封建统治者一贯的段手段,兴道抑佛或兴佛抑道,不过是根据当时政治、经济的需要,所采取的权宜措施,在元代虽然有的帝王扶植道教,但三教之间,特别是佛道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当时道教管理“天下应有底出家人”,于是“毁夫子庙,毁佛像;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邱处机去世后,道教两次遭到焚经的打击,第二次在至元十八年( 1281 ),元世祖颁旨焚毁《道德经》外的其余《道藏》经文印板,这次事件也影响了泰山,泰安冥福寺旧有圣旨焚毁诸路道藏经文之碑。现存明《正统道藏》中《道藏阙经目录》所著录道书,大多是遭元两次焚道经而致亡阙的。总的说来,元代统治者尊崇喇嘛教,但是对包括道教在内的其它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泰山东岳庙旧有1324年元泰定帝的圣旨碑,碑文指出“泰安州有的泰山东岳庙住持提点通义宋正渊靖大师张德先生(道士),每根底,执把行的圣旨与了也。这里每庙宇房院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商税地税休与者。但属他们的水土、园林、碾磨、铺席,不拣其甚么他每的。休倚气力夺要者。每年烧香的上头得来的香钱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庙宇损坏了呵,修理整治者。这里每其间里,不拣是谁,休入来沮坏者。”这是一段很有价值的原始史料,反映泰山宫观不仅占有土地、园林山场、河泊,还有各种店铺、油坊、磨坊,还有香客供献给神祇的香钱物件,对于这些经济利益,朝廷还用圣旨、法律来加以保护。

 

元代泰山道教基本上是全真教的一统天下,主要宫观全由全真道住持,出现了不少颇有影响的人物。  元代泰山著名道士张志纯,号“天倪子”,泰安上保(今肥城)人,全真教随山派刘长生的弟子,道名“志伟”,元惠宗为其更名为“志纯”,赐号“崇真保德大师”,受于紫服。张志纯任泰山东岳庙住持,东平路道教都提点。他创议重修蒿里山神祠。泰山和泰山西南的蒿里山,自古相传是治鬼之所。东汉尔后,一些佛教僧侣在译经过程中,为了和汉代兴起的“泰山治鬼”说相适应,把“地狱”译成“泰山”。例如,三国时康僧会所译《六度集经》中就有“命终灵魂入泰山地狱”、“死入泰山,泰山之鬼,拔出其舌,著於热沙,以牛耕之,又以热钉其五体,求死不得,殊恶如此。”“泰山治鬼”说也为道教承袭,于是泰山神成为了道教主管鬼魂的神,但当时还无所谓地狱。五道轮回原本是佛教的思想,天堂、地狱是五道轮回中的两道,不少佛教书籍对所谓地狱的酷刑作过绘声绘色的描写,对社会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道教又效法佛教,把这套理论引进道书中。泰山蒿里山也建有神祠,祠内设森罗大殿。75司及三曹对案之神像,营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妖魔鬼域,“望之者,入者则肃然,近则威然,出则怖然。”(《重修蒿里山记》碑)。该祠创建无考,但自唐至宋,香火不绝,金季毁于战火,张志纯倡议重修,但生前未完成,嗣后,玄门掌教宗师管领诸路道教、洞明真人郝志诚继续修葺。泰山诸祠宇,如玉女祠、会真宫、玉帝殿、圣祖殿、岱岳观、朝元观、东岳庙,也都在张志纯主持下,相继得到增修。泰山南天门原无室宇,张志纯“为之经构,累岁乃成。”南天门建筑颇具匠心,人工借自然之势,自然借人工之力,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的典范。

 

浙江宁海女道士孙清净,修道于岱顶鹰愁涧北侧“清净石屋”。

 

元代之后有张三丰、德藩、柴慧庵、王三阳、孙真人,先后住持泰山道教。

 

明初,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进一步加强,朝廷对宗教也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政策。洪武十五年(1382),在京师设道录司,隶属于礼部,作为管理道教的最高行政机关;府设道纪司,都纪一人,从九品;州设道正司,道正一人;县设道会司,道会一人。分别掌握府、州、县的道教事务,均归道录司统辖,俱选精通经典、道行端洁的道士担任。司署设在岱庙和碧霞祠,加强对道士女冠的检呸,明清两代泰安岱庙住持一直由朝廷直接任免。道教附属于朝廷行政之下,失去了过去在政治上的一点相对独立性。洪武三年(1370)随着封禅制的嬗变,还取消了“天齐大生仁圣帝”的封号,改称“东岳泰山之神”,恢复了山神的本来面貌。洪武十年、十一年、二十八年、三十年,又先后派遣道士吴永舆、乐本然、朱锋如等改祭东岳泰山神。

 

明成祖以后,不少帝王都和道士中的术士往来,特别是世宗和神宗,他们喜爱各种方术,相信符箓和斋醮。明代对道书的整理也十分重视,道藏刻印完成,颁布全国名山宫观,万历二十七年(1599),神宗差太监李升斋到泰安,并向岱庙颁发《道藏》一部。敕谕住持和道徒,“朝夕礼诵”,以祚“民安国泰,天下太平。”求得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这就是神宗弘扬道教的用意,也是历代统治者利用宗教的目的。

 

世宗、神宗推崇道教,但神灵并没有保佑泰安神州。据有关泰安地方史志记载:世宗嘉靖八年(1529),泰安蝗、九年又蝗,十六年泰安大水、三十泰安水,“溺死者众”,三十一年,“泰山大饥饿,饿莩枕籍,民多取其肉食之。”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泰山碧霞宫四方来祷焚者互相践踏,死六十一人(查志隆《岱史》卷),“死者惟咎于事神不恪,及积过所到而已。”(《岱史》卷)。信仰者满怀宗教热情,在茫茫迷雾中寻求希望,但最后得到的只是希望变成泡影,受害的正是那些虔诚于泰山神祇的人民。

 

封建统治者不仅通过泰山神衹是麻醉人民,还借此对香客进行经济剥削。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朝廷用镇守太监黎鉴的建议,征泰山香税。从遥参亭经红门到岱顶设分理官6员,总巡官1员,规定本省香客每人54厘,外省94厘。因外省香客报名,一律改为税银8分。清初增加到14分。据明张岱在《岱志》中记载:“合计入山者,日八九千人,春初日满二万。”“岁入二崐三十万两”。至于香客施舍的珠宝、玉石、首饰、金银娃娃、铜钱藩盖袍服、纱罗缎布等,更是不计其数。这些钱财“充国税若干,充齐鲁间藩禄官廪军储公府之费若干,……取给殚尽。”(《岱史》卷18)“山东合省官,自巡抚以至州目,皆分及之。”群众奉献给泰山神祇的钱财却进入了官吏的私囊。直到清雍正十三年(1735),才诏令废除香税。

 

明末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封建制度逐渐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西方文化开始传入并发生影响。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封建统治者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利用传统的封建神学这个工具,清康熙帝就曾说过:“一切僧道,原不可过于优崇。”正统的道教逐渐衰落,但是由于道教与民间宗教有传统的渊源关系,道教依然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

这个时期,泰山道教出现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祭泰山神的活动,由帝王将相逐渐普及于民间;二是东岳大帝逐渐被碧霞君取而代之。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重修岱庙碑记》中概述了这种演变:“盖由柴望一变为封禅,由封禅再变为神仙”。以碧霞君为代表的神仙道教,在泰山得到空前的发展。

 

早在宋真宗封泰山时,在岱顶玉女池得一石像,赐名“天仙玉女碧霞君”,专建“昭真祠”以祭祀,道教常常因人因事因物而设神,于是对此又加以附会。并撰著了经文,如《碧霞君护国庇民普济保生妙经》中就声称:“泰山岱岳,奠靖坤元,中有君,号曰天仙”,“受命玉帝,证位天仙,统摄岳府神兵,照察人间善恶。”为了将碧霞君纳入道教神祇的行列,还编造神话传说,这就是《历代神仙通鉴》中所说的,大君泰山获偶,“八月月盈之夕至泰山完婚”,大君是道教茅山宗的始祖,君是他的夫人,当然也是道教中的神,清康熙间还在岱庙东御座增建了“三茅殿”。这样,一人传其虚,万人传其实。碧霞君的身价也愈来愈高,最初是东岳大帝的侍女,后来成为东岳大帝的女儿,最后则成了受玉帝任命的天仙,人称泰山老奶奶,其地位当然超过东岳大帝了。清人记载:“礼岱者皆祷於泰山娘娘祠庙,而弗旅于岳神久矣。”以至到本世纪初,泰安百姓“终日仰对泰山,而不知有泰山,名之曰奶奶山。”

 

信徒认为泰山奶奶是泰山的神,只要“积德行善,心地真诚,跟她求啥,她都会答应。”崇奉碧霞君的活动,大多只是求神保佑赐福,而且主要是当前的切身利益,信徒所要求的一般是“贫者愿富,疾者愿安,耕者愿岁,贾者愿息,祈生者愿年,求子者愿嗣。”(《泰山东岳庙碑》)至于六道轮回、天道承负,还不是急迫考虑的事情,白日飞升、长生不死也无比奢望。但这种宗教活动符合民间信仰及鬼神崇拜心理,同时也与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生产的发展、促使宗教向世俗方向变化这一历史背景息息相关。

 

随着封建王朝的结束、神仙道教也如同日薄西山,但还占据了民间信仰的一些地盘,民间祈祷斋醮之事仍照常流行。19221923年,泰山道士梁鸿峻募化重修元始天尊庙,和自无极庙至扇子崖之间的盘道,但总的说来,泰山和全国一样,道教日趋衰微。1929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在泰安成立,下令将岱庙辟为中山市场和中山公园,撤毁神像,砸毁古代石碑,岱庙“处处残垣废墟,破败不堪”。1930年,神州泰安又成为“中原大战”的战场,“满山修筑战沟,毁坏古迹、石刻、风景、庙宇不可胜计。”连岱庙天贶殿壁画,也被“炮毁数处”。1931年,马洪逵又在蒿里山修建烈士祠,拆毁蒿里山神庙。1936年,泰安成立道教协会,管理和保护庙宇。1938年泰安沦陷,泰山附近农村及徂徕山一带的道观,多为日军所毁。1949年前,泰安境内除火居道士散在农村外,出家道人45名,在泰山上下十几处庙宇活动。岱顶共有20名道士,分别住坐碧霞祠、玉皇庙、东岳庙、青帝宫、南天门5座宫观内。因碧霞祠香火多、庙事忙,除本祠的4名道士外,其它4座庙宇的16名道士都要轮流到碧霞祠值班。逢君、玉皇等神仙的节日,住持道士还邀山下各庙的道士到岱顶协助。1948年泰安解放,泰山教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旧社会入宫观出家当道士的人大多因家庭贫困,自幼送入宫观,1948年后,有些不耐枯座经堂,脱下道袍,成家立业,道士人数减少到12人,这也是社会进步所必然出现的正常现象。仍然留在宫观中,大多数是虔诚的信仰者,经过土改分得土地,有的从事农业,当时尚士廉响应政府号召,带领弟子在岱庙后院(今东西花园)开荒种地;有的因地制宜,改为接待旅游者的服务行业。道教既主张出世,又注重入世,在追求解脱的同时,又不放弃现实的生活。泰山宫观既是宗教活动的场所,又是生产劳动的集体组织,清修与劳作并重,废除封建规制,事务民主管理,政治上分清大是大非,宗教上划清正常宗教活动与封建迷信活崐动的界限。“文革”期间,泰山道教又遭受一次浩劫。道人被驱赶,道观被关闭,一些珍贵文物被毁掉,宗教活动完全停止。1978年以后,逐步落实了党的宗教政策,道士女冠陆续回到宫观。1980年,王母池道士孙至福被接回原庙。1981年,一些宫观对外开放,属文物部门管理。1983年,国务院(198360号文件确定碧霞祠为全国重点道观之一,要求在当地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领导下,由道教组织管理使用。1985年,道人正式接收了碧霞祠,开展了宗教活动,中国道教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山东道教协会筹委会主任张常明主任住持,当时碧霞祠有道人8名,1988年增加到30余名。

 

自古以来,泰山就是道教兴盛之地,道教在泰山历代不息、庙宇遍布,至今保留完好的宫观尚有20多处,其中有属于龙门华山派的岱庙,属于龙门派的王母池、碧霞祠、玉皇阁、玉皇庙,属于铁拐祖师云虚派的三阳观、关帝庙,由于党的宗教政策的贯彻,正常的宗教生活得到了法律保障,环境也得到了维护,宗教文物得到了保管,宫观得到了修葺,留下了琳琅满目的名胜古迹,与泰山自然美景相映成辉,吸引着更多的游人到泰山旅游。